例如，虽然中国的投资规模用任何人的标准来衡量都仍然过高，但其效率或许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低得离谱。

根据2011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估算，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6年。许多三农问题学者和政策研究者，仍然把农业看作是一个天生的弱质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从而不能完全自生自立。

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一方面由于为农业转移劳动力提供了更稳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又因强化了政府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可以合理地扩大政府消费规模。农民工没有城镇户口，社会保险覆盖率低的现实，意味着他们作为城镇所需劳动力的主要供给者，就业预期不稳定，从终身来看，非农劳动参与率也较低。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平均人力资本尚不能适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各类种粮补贴逐年增加，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不断提高归根结底，养老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分配的问题。

后者可以交给市场来运作，政府可考虑担保最低回报率。一个人领取养老金的多少，实际上与几个人养几个人无关。  就业压力乃最大 《南风窗》：有言论说延迟退休可让到达退休年龄的人力资本继续得到利用，但是已经到达退休年龄的人中，市场对其人力资本有需求的只是极少数，并且现在的退休制并没有阻拦这一小部分人力在就业市场获得各种形式的再聘用。

不过，清华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讲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如果要延迟退休，50岁以上女性和60岁以上男性将成为庞大的失业无收入群体，这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危害，政府和社会是否能承受得了？ 唐钧：首先纠正一下，中国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是：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就会进入一个就业困难期。而地方政府的政绩和财政都要靠企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单位和劳动者三方利益是一致的。一个国家人口越少，当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时，劳动力的摆布和周转就会很困难。

因为劳动时间特别长、劳动强度特别大的特殊国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一般男性到了50岁，女性到了40岁，就感到力不从心了。  养老无关几人养几人 《南风窗》：还有人说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迟退休年龄，但他们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雇主方对50多岁的就业者或者求职者没有歧视，如果不是企业破产或者亏损，往往都是终身雇佣制，而且他们的失业保障是非常完备的，在西欧，失业者领取住房补贴和生活津贴不受任何时间限制，直到找到工作为止，对刚毕业的年轻人也是一样。

对于大多数退休后养老金将是维持生活唯一经济来源的劳动者，领取养老金和退休也就是一回事。唐钧：其他的方案没有见到，但就清华方案而言，方案的八个部分中只有第五点讲了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不少地方都在探索化解这一矛盾的具体措施。较有影响的是让进城农民以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两换措施。

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补偿机制。保障生活在农村的这部分人共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成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需。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对于2010年中国战胜各种风险、克服各种困难，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但是，粮食连续增产的时间越长，可能离减产的拐点也就越近。

近两三年的情况已经证明，国际市场大豆和油料涨价，国内食用油也只能跟着涨价。如果扣除在城镇就业但未享受到市民待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保守的估计是，目前公布的城镇化率将降低10个-12个百分点。

要加快构建让农民更多分享农地依法转用后增值收益的机制。否则，我们将难以保证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

因此，才需要发展小城市、小城镇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7个主销区2009年的自给率仅为34.6%，比2005年又下降了4.7个百分点。就粮食品种的产需结构而言，稻谷尤其是粳稻明显处于紧平衡，玉米基本平衡，小麦可略有结余，但大豆的供求缺口在持续扩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必须的，但应当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农用的前提下推进。土地用途管制是世界各国实行土地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国也不能例外。因此，加大力度建设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使其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接轨，才是农民转为市民的最可靠保证。

而农地农用，在中国现阶段不仅是指耕地的用途不能随意改变，而且还指耕地只应由农民使用，农村的建设用地只能由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自己使用，否则农民的土地权益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土地的用途管制也难免不被冲破。进入 陈锡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工业化 城镇化 三农问题 。

应该说，在中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和生产水平之下，中国农产品的综合消费水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农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与此同时，农民收入也将有明显增长，预计人均纯收入可达到5700元以上。

就地区的产需结构而言，粮食的产能越来越向主产区集中。但是，正在继续加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正在发生着越来越深刻影响，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这一年中，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仍未过去，自然灾害的摧残更为肆虐，通货膨胀的预期在逐步攀升。为此，必须抓紧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宅基地使用权长久不变的政策要求，使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中拥有可供遮风避浪的港湾。首先，是要让公民交出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与法无据，不合情理。以拆除农民住宅、撤并村庄的办法，来将农村节约的建设用地用于城镇，固然解决了城镇扩张缺地的问题，但却把诸多的矛盾和冲突留给了乡村和农民。

到中国达到人口高峰的2030年前后，总人口将达到15亿左右，届时，即便城镇化率达到了70%，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仍将达4.5亿之巨。以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城镇扩张所占用的耕地，将会在逐步发生的村庄自然消亡中得到补偿。

2009年中国进口大豆4255万吨，差不多是国内产量的三倍，进口量占到了全球大豆贸易量的53%，此外，还进口植物油816万吨。而生鲜产品的价格波动，则除了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城镇扩张对近郊土地的大量占用，迫使其产区越来越远离消费的中心市场，以至城区内普通菜市场和农贸市场的大幅减少乃至消失。

粮食的产能越来越向水资源更为短缺的北方地区倾斜，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粮食供求平衡和国家粮食安全，其可持续性如何，令人忧虑。因此，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需要而适当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比机械地追求当年耕地的占补平衡可能更为理性、更少社会摩擦。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扩张是一个快变量。当然，这需要有长远的土地利用规划来控制，需要有对地方政府在土地占用上的有效约束机制。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主要是乡镇企业用地)，应允许通过有形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建设用地享有平等权益。从2003年到2010年的七年间，中国粮食产量从8614亿斤增加到10800亿斤以上，增加了约2200亿斤，年均增长率接近3.3%，应当说是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7个粮食主销区(即京、津、沪、浙、闽、粤、琼)占全国粮食总产的6.5%。其次，是进城的农民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原有的土地和住宅散处于各自的村落，即便交出了两权，其耕地与宅基地也均属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与政府并不相干。

这是在中国某些农产品产能不足、自给率下降背景下的必然结果。11个产销平衡区(即晋、桂、渝、黔、滇、藏、陕、甘、宁、青、新)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的16.4%。

饲料涨价，肉禽蛋奶也得跟着涨价。这在具备条件的地方，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